前不久，我看到一则报道，内容是6月8日，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第一副主席张榕明、副主席张少琴出席民建中央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会议邀请了重庆市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厉华以“红岩魂—信仰的力量”为主题，为大家作报告。厉主任还特别讲述了百万富翁无产者卢绪章的感人故事。

　　正好，6月13－15日，我应邀参加了宁波市委、市政府举办的卢绪章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本文主要叙述卢绪章和民建工商联的渊源。

　　“他会赚钱，能赚钱，但不爱钱”

　　卢绪章，宁波人，生于1911年。14岁时他离家到上海闯世界，1933年与田鸣皋、杨延修、张焕文和郑栋林一起，白手起家创办“广大华行”，十数年间长袖善舞，300元法币起家迅速发展到积累数百万美元的规模。广大华行业务涉及实业投资、金融、商业、国际贸易等。分支机构遍布全国，触角远及美国、苏联、日本、印度、香港、台湾等地。

　　卢绪章还和陈果夫等国民党要员关系密切，获得了“国民党特别党员”和“少将参议”的保护伞。1948年在“国统区”金融体系崩溃前夕，他套现大量黄金和美元转移到香港。1949年3月，遵照周恩来、任弼时电令，卢绪章结束广大华行业务，除了拿出40万美元退还非党群众的股份，还上交给组织大量的现金，其中100万美金支援了越南劳动党，其余约200万美金移交给了组建不久的华润公司。卢绪章与其他共产党员一样，没有任何个人资产。因此，“百万富翁无产者”是对卢绪章的公正评价。

　　广大华行与民生实业卢作孚合资的“民安保险”在上海停业后，民安保险尚有美金10万元，港币40万元，在香港单独注册“香港民安保险公司”，继承了民安保险的业务。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时期，几乎垄断了香港的大宗进出口的货运保险。后来做得很大，更名为“中国太平保险（香港）有限公司”，并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系统。

　　广大华行由于经营盘尼西林、维他福等西药和医疗器材在上海滩声名大振。卢绪章被许多人看成是有国民党上层背景的“大老板”。1939年广大华行成为中共秘密的“第三线隐蔽机构”后，周恩来副主席指示卢绪章由刘晓单线联系，不和中共地方党的机构发生横向联系。周副主席还嘱咐卢绪章与爱国民主人士“保持距离”，不要来往。为此，沈钧儒、沙千里等对卢绪章很有看法，甚至感到失望，说他为了发财“投靠”国民党了。因为卢绪章过去积极参加史量才办的补习学校，还参加过声援爱国“七君子”。

　　广大华行除掩护党的负责人和提供情报外，主要任务是做好生意，为党提供经费。从1941年起，广大华行分别向重庆的红岩村、中共南京局、上海办事处提供和调剂了大量经费。卢绪章在重庆期间，通过秘密渠道，交给周副主席的副官袁超俊用麻袋装的大量法币和药品等各种物资，包括刘伯承元帅的进口假眼睛。1946年抗战胜利后，中共设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的驻沪办事处（周公馆）是地下党负责人刘少文从广大华行提取的20根金条购买的；南京中山路的梅园新村也是刘少文从广大华行提取的50根金条购买的。

　　卢绪章对党的贡献至钜，但他却十分低调，从来不讲自己的这些业绩，凸显了他作为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他廉洁自律，可谓身无分文。文革中造反派抄家，企图从卢绪章家里搞点黄金美钞，但除了400元人民币的存折一无所有。卢绪章逝世时，仅有不到2000元人民币和一叠小面额零星美元总计300余元。

　　在宁波市举行的纪念卢绪章座谈会上，香港甬港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郑介初先生说：“卢绪章会赚钱，能赚钱，但不爱钱！”郑介初的父亲，就是深知卢绪章为人的郑栋林。

　　“阿尔丹号”护送民建元老

　　广大华行在大陆“凤凰涅槃”，后在香港“灵童转世”融入华润。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留港的民主人士分批北上。1948年12月26日晚，卢绪章在香港的家中举办了一个圣诞酒会，以造成还要在香港大干一场的假象，却于当夜秘密陪同李济深等人，乘苏联货轮“阿尔丹号”，满怀欣喜的投向他想往已久的解放区，又踏上了另一个崭新的征程。

　　这次在“阿尔丹”号北上的第三批参加新政协的民主人士，除李济深的随行人员外，还有朱蕴山、邓初民、彭泽民、梅龚彬等著名人士，有茅盾、洪深等文化界人士，更有民建创始人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他们有的长袍马褂,有的西装革履,有的商人模样……上船前也都颇费周章：有的先到旅馆的某个房间待上半天,再动身上船;有的先到朋友家,再折转来到船上。但这些民主人士在脱身行动中,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带任何大件行李,旁人也看不出出远门的迹象。

　　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华润公司董事长钱之光特别叮嘱:“诸位先生已经顺利登船,但是后面的航程还很长，我们这艘船是跑东北这条长线的,所以大家现在是去东北做生意,给大家准备的衣服口袋里,都有一份订货单，大家抽空看一看,还要事先准备一套话,以便应付路上盘查。为了保证航行安全,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自己的新身份。龚饮冰和卢绪章同志将陪同诸位先生赴东北，另外，徐德明同志随船护送”。

　　"阿尔丹"号一声长鸣，徐徐驶离维多利亚港湾。等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察觉时,"阿尔丹"号已经在海上航行三天,穿过了台湾海峡。在船上，茅盾拿出一本笔记簿，让大家签名留念。十多天后，"阿尔丹"号抵达大连，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已在那里迎候。

　　今天，"阿尔丹"的签名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料留了下来。在船上，民建领导人也久仰了中共地下党员、“红色资本家”卢绪章，过去关于卢绪章的道听途说也顿时前嫌冰释。 [---分页---]

　　卢绪章参与筹建上海市工商联

　　广大华行结束后，卢绪章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卢绪章的战友杨延修任上海市工商管理局副局长，二商局局长。由于言谈无忌，杨延修曾被打为“右派”，文革后复出，任上海市工商联党组书记，上海爱建公司董事长。

　　刚解放时，当卢绪章穿着解放军军装出现在大上海时，许多工商界人士感到十分吃惊。中国水泥厂经理徐美峰是南京工商界的重要人物之一，被称为“南京的刘靖基”。住在上海高安路花园洋房里的女儿徐令娴，忽然接到卢绪章来电话，让他家送饭到金门饭店，给共产党人士用餐。徐家这才明白，卢绪章、杨延修原来是共产党！

　　徐美峰与卢绪章等合资开办了广大药房。在徐令娴心中，卢绪章是比自家还有钱的大资本家，“我结婚时的汽车就是找卢绪章借的，新婚后去他家的大洋房吃饭，那么多佣人、奶妈，家里开着大派对，我哪能会想到他是共产党呢？”不过徐令娴说：“正是因为卢绪章，我家对共产党的印象一下子特别好，他那么一个和蔼正派的人，居然是个共产党。”

　　卢绪章在上海作为公方代表参与了上海市工商联的组建。1949 年5－6 月，上海市总工会、学联会和民主妇联相继成立。由于工商界主要人物在北平筹备新政协，并忙于劳军捐献运动，筹组上海工商界团体的事只能放到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最后一天讨论。8月5日，在复兴中路、陕西南路上的逸园饭店， 600 多名代表进行了讨论。盛丕华开门见山，首先提出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建议，并报中共上海市委转致中央。

　　8 月7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批示：“以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为好。公营企业主持人员也要参加，但不要占多数，以利团结并教育私人工商业家。” 8 月9 日，中共中央给上海市委并告各局各市的电报中，周恩来又补充了一段：“公家人员加入者不要太多，以免私营企业家因公家人占多数不便讲话而裹足不前。工商业联合会重心应是私营企业，工业较商业比重应逐渐增加，公营企业主持人之参加，在各地亦应随各地工商业联合会之发展逐次增加，以便不占多数而能起推动其进步的作用。”作为公家代表，卢绪章完全领会周恩来的意图，在建会期间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8月26日下午，工商联筹备会成立会议在上海中国银行四楼召开。会议通过主席团名单，主席团由盛丕华、卢绪章、胡厥文、蒉延芳、刘靖基、陈巳生、荣毅仁、孙晓村、项叔翔9 人组成。潘汉年副市长代表政府祝贺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的成立，陈毅市长、沙千里副秘书长等也赶来参加。陈毅市长作了极简单的讲话：“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联合了公私营企业，完全是遵照公私兼顾的政策，希望从筹备会到正式成立联合会，都能多代表私营企业的困难和意见，提供政府，给政府参考，俾政府能发挥力量，所以希望各业尽量大胆发表意见。”

　　陈市长致词后，会议选举出主任委员盛丕华，副主任委员胡厥文、荣毅仁、卢绪章。从此，卢绪章就成了“两会”的重要领导人。

　　后来，卢绪章因工作需要调到北京任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外贸部局长，部长助理和副部长。但他作为民建会员，与民建、工商联关系一直密切。1961年，在廖承志率领下，他与民建中央副主委李烛尘一起，参加了赴日贸易代表团，并取得了重要成果。当然，卢绪章的主要业绩是与南汉宸、雷任民等一起，策划和参与了中国与锡兰的“米胶协议”以及广交会。

　　卢绪章是第一届民建中央委员，也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二届至第六届执行委员会常委。他是第四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建组）。

　　顺便要提一下，广大华行一些负责人，除卢绪章、杨延修外，吴雪之和张平（张焕文）都在民建中央担任过重要职务。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民建和中共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

　　陪同邓小平请“五老”吃火锅

　　在文革中历经磨难的卢绪章，改革开放后先后任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国家外资委和进出口委副主任，外贸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兼常务副部长。他深得邓小平的器重。1979年1月17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和周叔弢等工商界五老吃火锅。随同小平同志一起来的，还有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纪登奎和陈慕华，以及卢绪章。

　　邓小平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和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 [---分页---]

　　由于卢绪章是旅游部门负责人，邓小平特别希望“五老”支持他的工作。邓小平说：“以前我们一直是工业以钢为纲。这大家伙，资金周转慢。我们要先搞资金周转快的项目，如旅游、轻工、手工业、补偿贸易等，换取外汇，而且可以很快提高人民生活。旅游业，我看可以扎扎实实地搞50亿美元收入，我们地方大，名胜古迹多，要千方百计赚外汇。旅游业有50亿美元收入，发展石油工业再搞50亿美元收入，加上一些别的项目，大约共计150亿美元的收入……”

　　为了落实邓小平指示，从1980年起，卢绪章全力以赴抓北京建国饭店、长城饭店、广州的白天鹅宾馆和南京金陵饭店等旅游饭店建设工作。他还做包玉刚的工作，促成环球航运集团、汇丰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和中国船舶工业公司、中国租船公司成立了国际联合船舶投资公司，推动中国船舶出口。这是第一家合资企业。10月，在卢绪章动员下，包玉刚捐资兴建北京兆龙饭店。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作出了“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宁波”的重要指示，指派卢绪章去宁波帮助工作。在卢绪章动员下，包玉刚踏上回乡之路，正式签订了筹建宁波大学的协议书。此后，卢绪章与宁波市领导多次到香港拜访邵逸夫和其他宁波籍知名人士。每次包玉刚到北京，几乎都受到邓小平的亲切接见，并有卢绪章作陪。

　　在卢绪章等努力下，开发宁波北仑港、建设宁波栎社机场等一系列项目都有了圆满的结果。

　　卢绪章的人品和黄炎培的题词

　　在卢绪章家中，珍藏着一幅黄炎培书法。内容是“爱才若命，疾恶如仇，但爱才不可受欺，疾恶须留人悔改余地 日记一页 绪章先生 黄炎培 民纪三十七年三月”。

　　写这幅字时，黄炎培并不知道卢绪章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但黄炎培主张的包容理念，与卢绪章的所作所为是一致的。所以卢绪章将此条幅视为珍宝。

　　过去人们常常称卢绪章为“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还以此名拍了一部电影。但卢绪章认为，不要把过去与广大华行接触过的国民党人士都说成“魔鬼”，因为他们中不少人客观上是帮助过我们的，被我们利用的，对中共隐蔽战线实际上是有利的。特别是中央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后，更要注意这个问题。

　　对陈果夫的评价，卢绪章认为：“陈果夫对广大华行是很关照的。他身体一直不好，在中统实际上没有做什么事。因为长年患肺病，所以对医药行业非常看重”。在和卢绪章合作创办中心制药厂的时候，陈果夫特别提出：中医中药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的宝贵财产，要发扬传统中医药的作用，用现代化手段提炼中药，做中药的药丸、针剂等。卢绪章说：“这说明他是有眼光的嘛！”

　　还有一个细节。卢绪章在文革中“交代”：为他和陈果夫拉关系并张罗“国民党少将”头衔的施公猛，原在上海的住房，解放后曾被我华东联络局接管，施公猛通过其管家托卢绪章设法归还，经请示刘晓同意，卢绪章出面协调，归还了施的房产（最后由农工民主党负责人出面解决）。此事曾在1974年被定为“立场错误”。37年后的今天来看，这种定性显然不妥。

　　在卢绪章看来，国民党政权被推翻了，过去帮助过广大华行的国民党人士，理应给予人道主义照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卢绪章有如此政策水平和勇气，实属难能可贵。这与黄炎培“疾恶须留人悔改余地”的主张不谋而合。

　　卢绪章的人品堪称典范，廉洁奉公，不求名利，顾全大局，无私奉献；他远见卓识，目光如炬，见解独到，分析深刻；他从不整人，从不忽悠人，埋头苦干，实实在在；他低调行事，从不口若悬河，夸夸其谈。原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说，卢绪章“有魄力，有主见，高风亮节，清廉刚正”，这一评价既客观又到位。让我们永远记住：在民建的队伍里，曾经有过一位令人尊敬的卢绪章同志！

　　（本文参考了中国文史出版社《卢绪章纪念文集》、《京华宁波人》杂志和宁波帮博物馆馆刊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