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可以加在他名字前的称谓有很多。但是，我们更愿意称他为“文化战士”郭沫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但自其由武汉转到重庆后，在时任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三厅同国民党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日益尖锐。它虽属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军事部门，其本质上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国统区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战斗堡垒。它的来渝，大大地推进了重庆的抗战文化运动。作为厅长的郭沫若自然身先士卒，利用自己的崇高声望和社会地位，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活动，并经常发表激情满怀的演说。他犹如一位斗志昂扬的英勇战士，以口和笔做枪，在争取抗日民主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郭沫若回川后的首次公开演讲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为纪念1939年元旦，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在中山公园举行了群众音乐大会，郭沫若应邀参会。他的到来，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人的山，人的海，坡上坡下满挤着人群，面对欢迎的人群，郭沫若激昂的讲道：“这冬日温暖的阳光，是象征着中国前途的光明。它送给我们两个礼物，第一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和平幸福的新中华民族……”

　　一席话，引起了参会人员的强烈共鸣，会场长时间的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从很多人湿润的眼眶中，大家看到了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从阴云中透出的一丝阳光中，大家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

　　这次演说后不久的1939年1月8日下午四点，郭沫若又应《新民报》职工读书会邀请，针对日本于1939年1月进行的内阁改组，做题为《从近卫内阁总辞职后谈到日本对内对外诸问题》的实事演讲。

　　当天下午，时间还不到两点，各方听演讲的人已经来到会场，大家热情地帮助布置会场，帮助贴标语、搬凳子。国立西康学生营和复旦大学读书会知道有郭沫若的公开演讲后，派人到报社交涉，希望能够来旁听。演讲本来定在礼堂举行，三点钟时，不但会场中找不出一个空位，就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于是临时改在商会球场举行，大家自动搬凳子。坐定后，人数差不多达到了两千。热情的听众们坐的坐，站的站，同时唱着歌。正四点钟，《新民报》总经理陪着郭沫若莅位，到会的朋友群情激昂，热烈鼓掌，郭沫若微笑地站在台上。在报社读书会主任干事、报社总主笔诚挚的欢迎词后，郭沫若的演讲开始了。

　　他的演讲，文思泉涌，口若悬河，诙谐幽默；他的演讲，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充满战斗力。他有力而扼要的分析着日本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原因，演讲又一次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心。

　　这就是文化战士郭沫若，他经常通过演讲或激发人民抗战的热情；或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或讨伐卖国行径；或分析敌国的国情和必然失败的原因；或介绍社会主义苏联的成就。

　　日本作家绿川英子在她写的《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中对郭沫若的激情演说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这样写道：“听吧，像奔流，象悬河，象渺茫的大海，而那些听众随着是微笑，是愤怒，是奋然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