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作既是发动武装抗敌的前驱，也是支持武装抗敌强有力的后盾。中共中央南方局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团结带领广大进步文化人士，推动抗战进步文化运动。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知识分子的培养，为新中国的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储备。

　　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战乱，很多高等院校内迁重庆。当时迁到重庆的就有数十所之多。南方局成立以后，争取高校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1937年冬，原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内迁到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与重庆大学为邻。中大著名教授梁希、潘菽、金善宝、干铎等，与重庆大学的谢立蕙教授原本是相识的朋友，两校相邻后，经常往来。这些教授忧国忧民，思想进步，面对国土沦丧和国民党抗战不力、统治腐朽的现实，在“科学救国”没有出路，悲观失望中，他们常在一起议论时政，关心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特别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为了帮助他们树立抗战的信心，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推动自然科学工作者投身到爱国进步运动中去。周恩来嘱咐《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多与他们接触、开展工作。

梁希

　　1939年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潘梓年的推动下，这些教授组织起“自然科学座谈会”（简称“座谈会”）。这个组织是公开的，但参加成员并不公开。参加的教授有二十人左右，具体领导“座谈会”的是潘梓年，实际负责人是梁希和潘菽。“座谈会”中有些成员因工作调动或其他原因，不常参加活动，始终坚持参加活动的有梁希、潘菽、金善宝、干铎、谢立惠、涂长望、李士豪等十人左右。从1939年到1946年春，“座谈会”始终坚持集体学习，每隔两周或一周开一次座谈会，很少间断。他们坚持和赞同中共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但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十分不满。重庆大学有位教授因饥寒贫困、悲愤交加而自杀。闻讯后，梁希愤怒地写下“寒士死生五斗米，贪官反正一团糟”的挽联挂在校园里。1941年1月，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成员不怕国民党特务的迫害，毅然前往《新华日报》社表示他们对新四军遇难烈士的慰问、哀悼和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愤慨。梁希、金善宝还捐款给八路军、新四军制作寒衣，受到南方局负责同志的赞誉。

　　南方局经常邀请“座谈会”成员参加在《新华日报》社举办的有爱国民主人士和各界文化工作者参加的纪念会、报告会和座谈会等活动，还交给他们一些具体工作。周恩来和潘梓年还邀请“座谈会”的几位教授负责编辑《新华日报》上的《自然科学》副刊，副刊在普及科学知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在为抗战和南方局工作不分日夜的繁忙中，周恩来始终牵挂和关心着“自然科学座谈会”的知识分子。1942年周恩来和董必武约“座谈会”的梁希等七名主要成员到《新华日报》馆见面。他们去后，看到桌上摆着的寿桃和酒菜，很是惊讶。周恩来说：“今天是梁老六十寿辰，我们为他老人家祝寿。”梁希说：“我无室无家，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我温暖望年。”梁希是“座谈会”众人里年纪最大的，但大家并不记得他生日的具体日子。周恩来日夜为国事奔波，却不忘一个知识分子的寿辰，令大家感动不已。1943年，周恩来在与梁希的谈话中指出：“中国需要科学家，新中国更需要科学家，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新中国总要到来。现在是举步维艰，到那时就大有用武之地。”周恩来还亲自出面做李四光、竺可桢等著名科学家的工作，在“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基础上，于1945年7月在重庆建立了“中国科学者协会”，把广大科技工作者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周恩来既希望他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和平民主建国的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又希望他们不要只乐于搞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必须要有相当的科技造诣，在广大科技人员中起好带头作用，学好本领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好准备。

　　1949年5月上旬，梁希作为民主人士在北京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筹备会议。在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他提议成立林垦部。周恩来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提名梁希为林垦部部长。梁希感到很不安，就写了一张条子送给周恩来：“年近七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恩来看后提笔写了一句话：“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梁希看了回条，激动地写下：“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交给周恩来。从此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在林业领导岗位上为新中国的林业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为新中国林业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恩来以其独特的战略眼光，高瞻远瞩、放眼未来，为新中国储备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在祖国的召唤下，很多旅居海外的科学家冲破重重阻力，迎着新中国的第一轮曙光，怀着拳拳的报国之心，向着新中国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