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国共关系进入较为和缓的时期，中共方面判断，只要苏、美、英三大国结为一气，国共关系就不可能继续紧张下去。7月初，中共中央开始公开纪念发表抗战五周年的“七七”宣言，宣布：“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

　　国民党高层经过讨论后，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说起一个星期以后他要去西安：“想在西安约毛泽东先生一晤。请你电告延安。”这样，周恩来当即电告毛泽东，并认为蒋“在态度上看不出有何恶意”，但是“其目的未可测”。毕竟有张学良的前车之鉴，于是，他向中央提出两种方案：第一方案，毛泽东称病，派林彪为代表到西安去见蒋介石；第二方案，要求蒋介石带周恩来去西安，周恩来再由西安飞延安，陪一中共中央代表前来西安见蒋。

　　8月17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康生拟定一份电报发给周恩来：“毛现患感冒，不能起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则更好。”周恩来接到电报后，即把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思转告蒋介石。

　　不过，毛泽东斟酌再三，认为从大局出发，如果蒋没有恶意，还是亲自出面为好，他在8月19日凌晨，给周恩来发去电报，认为：“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 8月29日，毛再提见蒋：“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候林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周恩来长期深居国民党政治中心，直接和蒋介石打了许多年交道，深谙蒋的内心想法。9月5日，周恩来致电中央表示：蒋缺乏诚意，“决非民主合作”，“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蒋竭力打击我党领导，“尤其对毛”，“包藏祸心”，而且局势亦“并非对我有利”。周恩来还分析说，如果毛去西安见蒋，蒋很可能邀请毛到重庆出席参政会，然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这种可能性不可不防。若这种情况发生，“于我损失太大”。他提议请林彪出面见蒋介石，“不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

　　最后，依照政治局的决定，先派林彪出面试探。1942年9月初，中共中央接到国民党的函件，称林彪近日可到西安与蒋介石见面。9月14日，林彪乘车前往西安。由于路不好走，汽车又老出故障，林彪走了三四天才到达西安。此时蒋介石因有急事已经走了。他走时，给西安行营留话，林彪到后，叫其到重庆面谈。

　　9月17日，林彪给毛泽东发电，告知蒋介石已走，并询问他是否到重庆去。9月18日，毛泽东给林彪回电，嘱他在西安等待，并利用此机会与各界多交谈，然后再赴重庆见蒋介石。林彪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西安住了下来。这期间，他与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如张治中、李宗仁、胡宗南、范汉杰等人数度交谈，宣传中共的抗日方针及与国民党合作的意义。